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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你申请了国外的学校,别的材料都完备,你要通过最后的面试。你的英语不是很好,所以要更多地掌握面试技巧——对了,”母亲在整理到药物用品时,抬起头,简短地补充一句,“面试的时候你要说自己叫维多利亚victoria,小名是托里tori。”



    “为什么?”



    “面试官三个是白人,一个香港人。姜斐言这名字在英语和粤语里都不好发音。”



    “哦。”



    失去语言的话,也会失去真实的名字。



    “托里,在面试的时候尽可能多地回答专业问题,知道吗?即便是错的也没关系。除了你的发音,还要注意你的姿态,即便不知道答案,也要表现出求知与好奇,用不可思议的语言去演出一种非常积极向上的性格,比如,”老师清了清嗓子,用英文问,“你最大的愿望是什么?”



    姜斐言心里想:世界被毁灭。



    这样她就可以停止漂泊了。



    但她说:“环游世界。”



    老师很满意地点点头,“为什么呢?”



    “虽然妈妈说环游世界最大的好处是开拓眼界,但我其实只是想吃各种不同的好吃的而已。”



    “这样回答很好。既显得很积极,又符合你这个年龄的天真。”老师表达了认可,又问,“你觉得你最自豪的事情是什么?”



    ……最自豪的事情是上了你这么多节无聊的课,还能强撑住不自杀吧。



    姜斐言说:“自制力,专注度。韧性,弹性。”



    “很好,都是很学术的词汇,”老师很满意,“真正面试的时候就要这么说哦!”



    事实上,十三岁的姜斐言对这样的转变实在感到很困惑,她饰演不好那个老师和妈妈都期待她演出的积极乐观小女孩。



    面试官给出的评价是b,妈妈的解读是差强人意。



    因为一些名额变动的缘故,那所学校最终接收了她。



    她搬到了东海岸。



    她属于哪里?



    “你属于亚洲。”大学课后,白人教授讥诮地看着她,“摄影是一门精妙的学业,对亚洲人来说就是很难,我理解的。”



    二十一岁,姜斐言提交了摄影作业,光影和构图不尽人意,教授的语言逐渐上升偏见。



    姜斐言看了眼课堂时钟:“好吧,谢谢教授,我要去看我的心理医生了,我最近因为课业压力大,心理上有一些障碍,可能是你说的亚洲人的缘故吧。顺带一提,我那所诊所的雇主之前开展过很多有色人种政治运动,哦对了,她是个律师。”



    姜斐言走出阶梯教室。



    去看心理医生是真的,却不是因为课业压力,是她长久都有的问题。她在一个不稳定的状态里沉浮太久了,心理定力丢了一大半。



    记忆力变差,视力也变差,感知力下降,也失去了应有的想象力与创造力。



    她已经失去语言太久了,于是很多感受都无法准确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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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都不是。



    可能这就是她去看心理医生的原因吧。



    医生是一个香港移民,这是姜斐言特地选的。



    医生问:“为什么觉得自己有障碍呢?都是什么症状呢?”



    姜斐言说:“我开始对空间和时间都不确定了,走进一个宽敞的空间,也会有进入了一个狭窄的地方那种挤压感。”看着心理医生略带困惑的表情,姜斐言继续说,“还有一个是我开始吃变质的食物……咳。”她调整了一下措辞,“开始‘有意识’地去吃变质的食物。”



    医生开始记录。



    这是姜斐言意识到自己应该去看病的信号。



    不是捉襟见肘到不吃这碗就没东西吃,也不是变质的东西看上去依旧可口,她受了迷惑。是她主动去吃,明知而故吃。



    “我有一天做梦,梦见厨房的面包全都生了虫子,于是第二天早上我起床,把三大袋吐司全都丢了——分明是想那么做的,反应过来的时候,我已经吃了半袋吐司。是因为吐司太干,被噎住了,我四处找水喝,站起来以后,我才反应突然过来的。”



    医生皱眉,继续记录。“类似噩梦驱使的暴食症,还好只是初期。”她给姜斐言开了一些普通的药物,“这世上很多精神和心理上的障碍,其实都可以通过补充维生素之类的东西得到缓解,还有一个就是呼吸,你要学会深呼吸……”医生在看诊期间,说话全部粤英夹杂或是中英夹杂,这是一二代移民习以为常的症状。在香港也都是这样。对话中夹杂一些本地化的单词,商务高级的那些最好,日常俚语也不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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