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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岁以前，姜斐言就是幼稚园里那个「局外人」。带她的奶奶只说普通话，于是在家里也只用普通话交流；幼儿园里的老师在说什么，姜斐言听不懂。久而久之，她不愿意开口说话，变成了无语言儿童，需联系特殊辅导。

    只是，类似的状况里，总会有一人在「局外」。

    失语症（姜斐言）

    她忍住了。

    一个人要用多久才能明白，语言是一种权力？

    为什么她需要学习那么多不同的语言？

    啪嗒，啪嗒。

    婪清霜眼睁睁看着抱了一路的红苹果和绿色蔬菜从怀里滑了出去，在脚边骨碌碌地滚着，一圈又一圈。

    “我那时也不到十岁，被我的母亲用巨大的破塑料袋包着，只留了呼吸的口，各自身上都是一圈一圈晶莹的小气球，我问那是什么？母亲说别问！”她大概已经忘记那水有多冷了，又或是故作豁达，试图麻痹自己，不想把难堪的回忆传递给孩子，“路过人哭丧着脸，居然还有心情打趣：这孩子乖，不必喂镇定药！”

    有限的人生里，她没记住太多事情，上一代人闭口不谈，下一代便只能靠猜，即便隐晦谈起，妈妈也只说在自己也很小的时候，一个致命的时期刚刚结束，大地满目疮痍。亲人分散开来，有人爬山，踩着淤泥地，有人渡河，抵着湍急的水流向南去，偶尔抓住浮木喘气，原是同行人僵直的尸体。她说，身份是一张纸，过了这条河就全部作废。

    肮脏的地铁坐垫不比她衣上的咖啡渍干净，一样阴冷，一样黏腻。都像码头的鱼腥味，烂菜叶味，摧枯拉朽地砸过来。婪清霜又想吐，但她忍住了。

    姜斐言的答案是二十一年。

    就这么蹲在门框边，蹲在脏掉的苹果旁边，她闭上眼，连哭也哭不出声。

    十三岁，姜斐言把粤语说得很顺，英语勉强在及格线上飘。西装革履的母亲回到家里，和她说明天不必去上学了，现在开始收拾行李。

    正常人现在会怎么办？她的手里攥着几百块现钞，即便隔着信封，纸币的边缘也被她手心里冷汗浸得发软。也许应该去买点东西吃，然后回家。

    她怎么会忘？海水那么冷，又腥又臭，母亲发怒似的说，不准哭，哭了全家都得死！

    打开门，客厅留了一盏夜灯，姜斐言的房间门缝透出暖气，还有一些罐头笑声，她在看电视剧。

    婪清霜听到电视机里有个声音说——

    她走在公寓的台阶上，烟草味，死鱼血，脏水地。

    你好，gruezi，こんにちは，nei5 hou2，hello，hej，bonjour，ho

    过了两年，当她把粤语说到同龄人水平的一半，妈妈丢给她一本厚厚的册子：“现在开始学英语还来得及。”

    这才是正常人该做的事情。

    这就是姜斐言祖母辈的故事。小时候听过几遍，长大后偶尔在梦里回忆。

    哪有什么家呢，只是换个地方漂泊。到达了彼岸，全家都走散了，好在又过了几年，书信比以前更快，团圆变成了容易事。直至死亡把人分开。

    细小的崩溃长出凹凸不平的纹路，倒刺似刀刻般狰狞，是钙化的结石，是漩涡，是梅核气吗？她不知道，只感觉一扎生锈的缝衣针横着扯过食道，如砂纸对锉，划过喉口。

    当一个人一生中所有用以交流的语言都是母语，用母语学习所有知识，结束学业后找到一份还不错的工作，茶水间里，窸窸窣窣的八卦都是她最熟悉的语言，意味深长的笑、文化里的潜台词，别人不用说，她不必接茬儿，大家都很明白——那必然一种特权。那种特权叫语言。

    又去哪里？

    苏豪区的水果摊，苹果都沾着露水，活生生的颜色。她挑了几个最红最亮丽的，像在代偿自己的灰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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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妮卡，那只是食物，那不是爱。”

    婪清霜抱着水果和蔬菜一路从纽约回到布鲁克林。

    原因无它，只是不具备那种特权。

    喉咙里的那个肿块在夹缝里落了锁，是怨气生了根。

    母亲说了个地名，很有名，如雷贯耳。小时候，姜斐言觉得母亲真像一朵蒲公英，想飘到哪里，就飘去哪里。

    挑肥拣瘦的市井路人从她身边经过，东河的风带着雨横冲直撞。

    两毛五分的过滤咖啡她喝够了，发霉的吐司也吃够了。心里陡然升起一股执念，近乎赌瘾：她要好好吃饭。她要喝一碗热汤，吃一口热腾的、新鲜的食物。她要自己做饭。她要像一个正常人一样，好好吃饭，好好睡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