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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像可以相同，伤口却从来不在同一个位置。

    因此每次下刀以前，我都会花很长很长时间去倾听。

    今天的第一位受术者叫雷默。

    三十一岁，原瓦诺克第二医疗营救护兵。

    她进诊疗室时戴着手套。

    天气并不冷，那双手套却很厚，一直盖到手腕。坐下以后，她把十根手指紧紧交叉在一起，不愿让任何一寸皮肤暴露出来。

    “需要摘掉吗？”她问。

    “如果你不想，可以不摘。”

    “接意识环也不需要？”

    “不需要。接口在太阳穴和后颈。”

    她松了口气。

    资料上写着，停战以后，雷默出现了严重的强迫清洗症状。每天洗手三十次以上，必须用滚烫的水，浇的皮肤开裂出血都停不下来。

    她仍然觉得手上有东西。

    “有什么东西？”我问。

    “血。”

    “谁的血？”

    她沉默很久，右手拇指一直在用力摩擦左手掌心。

    我没有追问，只让她描述最后一次执行救护任务的过程。

    她说得很简略。

    炮击。担架不足。伤员太多。止血带用完。指挥部要求撤离。

    “你救了几个人？”

    “十二个。”

    “没能带走几个？”

    她不说话。

    “雷默，我不是军事法庭调查员。”我把记录板放下，“在我这里，你不需要向我证明自己已经尽力。”

    她的手指终于停住。

    过了很久，她低声说：

    “一个。”

    那名伤员叫程林，是雷默同营的通讯兵，腹部被弹片击穿。

    撤离车只能再容纳一人。

    雷默按照存活概率，带走了另一名呼吸状况更稳定的士兵。程林被留在了临时救护点。

    雷默离开以前，曾用手压住她的伤口。

    “她没怪我。”雷默说，“她说她知道，她能理解。”

    “她还说了别的吗？”

    雷默的拇指再次摩擦掌心。

    她咬着牙，十分艰难地呼吸了好几个轮回，然后颤抖着开口。

    “她说我的手好暖”

    我看着那双藏在厚手套里的手。

    意识接入以后，雷默的记忆呈现为一座没有屋顶的临时救护站。天空是红色的，担架横七竖八地排列，所有伤员都没有清晰的五官。

    只有程林例外。

    她躺在最里面，腹部的血不断涌出。雷默的双手压在那里，死死的，流着泪，不肯松开。

    这类战后创伤的处理方式，通常是削弱血液的视觉浓度，切断触觉记忆，再把程林最后的声音降到无法唤起应激反应的程度。

    这样最快。

    也最安全。

    可我没有动那些东西。

    我用veloa划开救护站后方的红色天空，寻找被创伤遮蔽的关联记忆。刀尖向下探入时，无数细碎影像从裂隙里浮出水面。

    程林在食堂里偷拿了两只苹果，一只分给了雷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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