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6章 新作品(2/5)

    这场座谈会获得了知识、艺术、教育各界的一致欢迎，许多人更是在会上激动得双手都拍得通红，明确学术与政治的界限，这对于双方都是一件极其重大的事。

    随之国内对于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批判，虽然依旧在进行，但是批判的方式因为政治上只给出了指引，不再进行直接干涉，因此批判从过去的满城风雨，变得冷静了许多，更多的知识分子，也开始模仿王岩的文章,展开了实事求是的批评。

    疵、冯二人皆是点头，事实也果不其然，时值一月中旬，总理与晓平组织召开了文艺座谈会，这场会上，总理指出，现在对胡适的评判有些过头，应当给予必要纠正，‘要写一两篇文章进行补救’，他表示不能一味的否定。

    “这位王岩，会不会是郭鼎堂?”翦伯赞疑道:“除了他我也想不出何人能有此见解了，这两日我将王岩早前文章全都——看过，可以确定其是党内人士，否则几无可能，每篇文章皆是采用马列观。”

    “如何说?”梁漱溟一副敬待解惑的表示。

    总理还拿出了方叶的，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范本，不能忽略过去整体思想界和知识分子在不同时期于国家和民族探求生存、独立与进步的正面意义，一味的否定是一种政治与学术的双重不客观。

    至于政治与学术的界限，总理也做了说明，以后对于学术的批判，政治上只在必要时候给予一定的指引，具体的批判则以学术界为主，不得随意扩大化，政治上不做要求时，也不得进行上纲上线，但同时他也指出，学术的研究不应当脱离政治而完全独立，总理认为这也并不符合实际。

    冯友兰略一沉吟，便说道:“二位请看，1951年，正当批判《武训传》激烈之时，一篇《新评武训传》横空出世，直接扭转了当时愈加政治化的批判形势;1953年，北京要继续拆除城墙、箭楼等古建筑,结果他先发《城墙论》再发《城建规划建议》，一顿猛烈笔力输出，将市政府搞得灰头土脸。”

    “其人掌握时机之准，分析鞭辟入里，言语冷静，观点客观，不偏不倚，只谈问题，只出对策，不顾其它，他人之言论从不与之相辩，似是局外之人又似局内之人，但无论如何，我发现，只要他的文章被发出来，后面的风向就会变。”

    梁漱溟拿起桌上的报纸看了起来，确如冯友兰所说，其助词运用与时下不同，他说道:“我也觉得不是郭鼎堂，此时的他正在维也纳参加世界和平大会，如何在国内写出文章?”但想了想,又说道:“无论如何，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这位王岩先生文章一出，形势势必会改观，这是可以肯定的。”

    冯友兰抬手朝三人面前地上的火盆指了指，说道:“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位王岩先生，每到关键时刻便出来发文，时机掌握得极好，而且每每文章发表之后，随之形势就会迎来变化。”

    “时至今日，从批判俞伯平，到批判胡适，其实质是以古典文学研究问题为介入点，批判资产阶级唯心论，全国炮轰胡适之势愈演愈烈,这位王岩先生，再次出来了，一篇《从‘红楼梦简论’聊起》点出了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混淆的问题，面对无数抨击，他置之不理，又来了一篇《政治与学术的关系》，直接进行深入剖析。”

    翦伯赞微微叹了口气说道:“我打听了许多人，但都未得知王岩的真实身份，确是深感遗憾。”

    同时总理还特的就‘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的界线’发表了观点，他认为在过去发起的批判中，过度的强调了政治，而忽略了学术的相对独立性，因此在接下来的批判中，应主要以学术的方式进行，对于其好的方面要肯定，不好的方面可以进行学术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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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友兰摇了摇头:“我看不大可能,首先两人文风，完全不同，遣词造句也与时下颇不相同，到是与西方某些语法有相近之处，比如文章中‘的’‘地’使用，平时我们文章不用之处，他会用，比如上句，以其文风会写成‘我们的文章’，而日常则是‘我们文章’，所以我看此人，到像是从西洋归国之人。”

    “嘶。”翦伯赞与梁漱溟二人皆是轻嘶倒吸，就见梁漱溟点了点头说道:“芝生言之有理，之前还从未发现这一点，看来这位王岩先生能量颇大，文章先至领袖批阅，再行发表之事，足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