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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曾桑第一次开会也不太愉快,由於他质疑我提出的方案中有漏洞,与他的所知不符,说实话,如果他客客气气的提出问题,我会好好的解释给他听,然而,他的口气中带有轻视及不信任,甚至转头只跟我老板讲话,不理会我的报告。这让我一把火,收起脸上的笑容,提高音量,很严肃的告诉他法律刚刚才修正,曾桑的资讯是错误的。他回头冷冷地瞪着我说:好,那你有什麽根据,你是依照什麽法律第几条这麽说的。我立刻到会议桌上,到新加坡的网站,秀出我提案的根据说:就是这个,上个月才修正通过的。曾桑讲的是旧法,现在已经不是这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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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曾桑最後还是用了我的提案,但他还是在我老板面前说了不少对我的批评(这是老板跟我说的),我真的非常生气,所以每次曾桑打电话来问事情的时候,绝对是公事公办,完全不跟他聊及任何非业务相关的事,口气也都很严肃,当然,他也还是都很不客气,常常用质询的口吻挑战我,我也一一回敬。

    曾桑默不作声,看着投影布幕,经过了两三分钟,才缓缓的说道:好吧!然後就起身离开。我老板跟了上去,还回头瞪了我一下,我知道老板不高兴,责备我报告的口气不好。我只心想,大不了就再换给别人做,我并不在乎少这一个客户。

    他进去坐在靠窗边的桌旁,桌上散着许多文件,还有他的电脑,他的行李也还靠在梳妆台旁没打开,表情很严肃的瞪着电脑,手上拿着瓶啤酒。一口一口的喝着。他除了脱了外套及皮鞋外,还是穿着西装,白色衬衫、银色领带、黑色长裤及袜子,双腿懒懒地交叉坐在书桌前思考。

    之後,过了一年多,曾桑为了他公司一笔一亿多美元的款项,卡在新加坡,无法转汇到欧洲,气得他开除了他公司的两个高阶主管,还有一票人被记过,还搞不清楚是怎麽一回事,曾桑甚至亲自去电新加坡的银行及官方机构,也都无法问出他满意的答案,所以他决定亲自带着他们公司的会计师及律师去处理。他们的律师是台北最大的那家Law Firm,约好会直接去新加坡与他会面,而他们公司最资深的会计师,才刚被他开除,他又不愿带个没经验的菜鸟去,只好打电话给我们老板,要求我们派一个会计师跟他同行。由於那个案子,是曾桑公司自己作的,与我们公司无关,所以他虽然又急又气,但也不敢对我们发脾气。他来电要求我同行,但是刚巧我放大假两个礼拜,计划先到香港停留个两三天,再转飞北京旅游。但就在我刚刚到香港的第一天中午,我就接到老板打来的这通不幸的电话,要求我下午马上搭班机到新加坡与曾桑会合。我当时心里真的只有一个字,就是(很抱歉,粗鲁了点):干…干干干干干干干…..

    我用手敲了敲门,隔了30秒没回应,我明明听到房间有的电视声传出,可是没人应门,我有点火大,再更大力的扣扣扣扣扣扣扣,敲了六七次门,才听到缓缓地脚步声走近,曾桑开了门,抬头看了我一下,没说什麽,只「嗯」了一声,就往里头走。我想我的脸应该很臭。

    就这样冷冷地配合了半年多,曾桑对我的态度虽然还是一副高傲样,但是不再轻易质疑我说的话或是提的解决方案,甚至,许多时候都指名要将某个案子交给我做。当然,这都是透过我老板下令,因为非必要,他不会与他「身份不相当」的人直接对话。对於这种情形,我也乐见,我并不想直接跟他接触。

    到了新加坡已经是晚上八点左右了,我搭计程车直往曾桑的饭店,到了饭店後打了曾桑的客房电话告诉他我已经到了,问他要不要下来讨论。因为一切事出突然,我就只提了个行李就飞来新加坡,手上没有资料,也没有电脑。再加上休假被打断,我相信我那时的脸色一定很不好看,脸上摆明了就写了个「干」字。没料到他却说:「你办好che後,直接上来。跟我同房,1825号房。」然後就挂断了。我愣在电话前:心想:「什麽,要跟他住同一间房,我操你…」心里骂了一连串的脏话,我本想自己睡一间,因为这是公务支出,我还想叫Room Service,一般来讲,Room Service不能报公帐,可是在这种状况下,我就算叫鸡公司也得给我付,可是,跟曾桑一间,就什麽都没了。突然之间,很泄气的,办了入住手续後,托着行李到了曾桑的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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