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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铃响了起来。我将湿手在围裙上抹干，拿起话筒：“六指！”我低低地叫了一声，似乎怕在客厅里看电视的丈夫听见。我奇怪六指怎么有我的电话号码呢？

    我吐了一口气，说：“是六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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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你听谁的呢？”丈夫问。拖过的木板地已开始干了，我换了一桶清水，重新系紧围裙。这城市总是下雨，太阳很少，房间里的家具生出了点点霉斑，虫也多起来，油黑贼脑的蟑螂不时从柜底溜出一只来。墙上的钟停了，天色阴白，不像晚上八九点钟。蹲在地上擦过道里木柜的腿，我的心空荡荡的，想得不到那个狗屎奖也不至于如此输不起。

    “耐着性子，我毕竟比你年长几岁，是你的丈夫，听听我的意见，如何？”丈夫依旧轻声柔语，但听得出有点恼怒。

    “别装了，你以为我没听见电话铃响吗？”

    “你说怎么回事？”我反问道。

    “没事，水洒了。”楼下是厨房，另有两间房，却总锁着。住户另有好房，不住在这儿。

    什么都湿淋淋的，石阶越往街上越肮脏，污水溅得我的丝袜、白裙斑斑点点。我对丈夫说：“看来你的伞白送了。”

    “你能不能到野苗溪来，”他说，“瞧，今天天多好，难得有这么一个好天！”

    “你怎么啦？”六指听见了。

    我还在想，那是个什么地方。六指或许本来就知道我的电话号码，当然要得到我的电话号码并不难，到作家协会或从任何一个杂志就可打听到。问题不出在这儿，问题出在哪里？

    我都不知道六指说的是什么地方。我想向他说对不起，我去不了，那边电话已搁了。这天的晚饭不仅比平日迟，而且一开始就不对劲。“刚才谁来的电话？”丈夫不经意地问。

    我心安了，丈夫不认识六指，他的记忆力是有名的。

    丈夫没有答话，不愿意谈这个无聊的题目。

    “我对六指不感兴趣。”丈夫移了移一旁的椅子说，“我问你这几天是怎么回事？”

    “你穿过野苗溪那个石桥，顺溪水往上走，那儿有两个大草坪，一个在路上面，一个在路下面。不过你先忙你的，不急。我就在那儿等你。”

    “什么电话？”我这才记起他刚才的话。

    “我不想听。”我将自己的感觉想也不想便说了出来。

    “你有点变了？”丈夫直截了当地说。他用最快的速度扒饭吃。

    当了多年编辑的丈夫，抖了抖倒垂着的伞的水滴，“别怪评委不给你奖，该寻思寻思嘛，这个时代，每天发生多少精彩的故事，”他笑了一下，像是嘲弄自己用这样的语句似的，“创造典型，开拓体验嘛……”

    他一愣，马上反应过来。“没得奖也好。”他安慰我说。我们沿着石级慢慢走，旅客大部分已赶过去，“谁让你把现实写得那么可怕，”他声调开始严肃起来，“《未上演的火舞》、《火树》、《火的重量》，全是和火有关的故事，你的火情结你不累，读者累不累？”

    我今天去市中心开会，小说得奖公布大会。丈夫破天荒地来渡口接我。

    “这么怪的名字。瞧你魂不守舍的样子。多一根指头。”丈夫这么说的时候，我骤然一惊，想自己为什么没注意一下六指的手呢？我说，“他的眼睛有点发蓝，很少见。”

    “哦，苏菡，你在家里？”六指的声音含有一种歉意，为那天的不辞而别？他声音听来轻飘飘的，但我感到特别亲切，好像我今天一直都在等他打电话一样。

    我逐渐回到少女时代照镜子的心情，更早一点，七八岁。那时，我尤其喜欢对着橱窗或者没有一丝涟漪的水，看自己瘦骨嶙峋的模样。扶着木梯上楼时，我注意到自己竟穿了一件淡蓝花配嫩黄色的半长袖的连衣裙，这裙子很久不穿了，是我嫌它式样别致色彩鲜艳，走在街上，太引人注目了。雨像纺纱机上的丝线，挂在一所由古庙改成的小学的屋檐外。其实除了小学大门还留有古庙的飞檐画栋，里面古庙的形状所剩无几，念经房改建成两层楼的教室，礼堂还在，水泥、石头搭成的台子，墙上挂着伟大领袖的画像。领袖语录：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立在画像左右两侧。

    “可我正忙着！”我扯了扯电话线，转身时却碰倒了木桶，桶滚下楼梯，水泼了一路，但一点声音也没有。

    “学会幽默了。”我不再想听，“别说了，行不行？”

    “这个六指，”丈夫把风扇调到大档，其实下过雨后，这个号称火炉的山城并不太热，“怎么回事？”

    我吃不下去，收了菜，独自到厨房洗起碗来。我心不在焉，玻璃杯便从手里滑落，掉在地上，摔成几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