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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感到意外，虽然我说得突然，连自己也未弄清楚动机。我付的是现金，她高兴地拿着收据回来，应该说，她算不上美人，但她容貌中有某种东西，十分耀眼亮丽。因为她拒绝得婉转，我就另走一步：“能告诉我你的名字吗？”

    她含着笑，不是我刚进门那种职业性的笑。“叫我小梅吧。”我回到自己一房一厅的家。对一个无儿无女的人来说，电脑真是个好伴。打开电脑，看看有没有久已忘怀的朋友来信。只有一封：那种连锁信，一人发重复的一百封，再让收信人发一百封，写了必有好运，否则定会遭灾，九族鸡狗，无一幸免。前电子时代的讨嫌事，电子时代就频率更高。

    我在一家商店做会计，提前退休后，回故乡定居。南方小城，也发达起来，最先想找个清闲之地养老度残生，此处也不再清静。不过，既回来了，就定下心来，毕竟这儿虽然外貌大变，但我知道来龙去脉。就这不太起眼的地方，也可电脑购物。我从来都愿亲自去商店，不是不放心，而是以前染上的毛病，东挑西选，难满意。面对电脑上密密麻麻的数字图片，我集中不了精神，“小梅”两字总跑到屏幕上。这个名字很普通，只要在街中心喊一声，就会有几十个女孩回答。我对那个鞋店女服务员感兴趣，看来是被一种特殊的东西牵扯住了。

    我已到生命的黄昏，遗忘的事太多，小梅，太多的小梅，莫非她终于冒了出来？那年她才十八岁。一个脸色苍白的女孩，在一堵粉刷剥落的墙前，倚窗眺望灰蒙蒙的天空。她有时呆若木鸡，有时却精怪地看着路过的人。那一副魂不守舍的神情，让人吓一跳。

    在这个中专师范学校里，逍遥派很多，女生比男生更多，练毛笔字，抄伟大领袖诗词，绣绣天安门和五星红旗插满全地球，手风琴脚踏风琴奏革命歌曲。这天全校劳动，到江边挑沙。这条路最近，上一大坡，就是尼姑庙，她习惯在此歇一下脚。突然，她发现她的班长跟在身后。她把箩筐藏在树丛后，拿了扁担，进了破烂的庙堂。

    身后一声大吼：“你在这儿干什么坏事？”班长怎会这么迅速到面前。劳动时，躲进庙里，罪证当然抓准。

    那是六八年，全国上蹦下跳都是红袖章，每天拉队伍树山头，看谁最革命，看谁最忠心。没参加组织的，也得跟着跑龙套。她的毛笔字得柳体真传，柔美可爱，就给“本派”抄写大字报。同寝室的班长，虽然也算同派，可平日横竖瞧她，都不舒服，现在成了班长的活证。怎么办？她没有动。

    班长绕到她身边，像主人抓奴仆，重复了一句：“你在这儿干什么坏事？”

    “我在望风景。”她的声音细柔，“红色江山，来，一起看。”

    班长怔住了，但马上就回味过来，看着她冷笑。她握着扁担，没再说话。我觉得无法和电脑交谈下去，虽然上面游戏杂志报纸也时有合我趣味的，但我还是关了电脑。我到街上一家餐馆吃了一顿不错的晚饭。历来，我就喜欢热闹的地方，服装店、茶馆、杂货铺都小小巧巧，装饰得漂亮、别致。我从小就有看橱窗的习惯，现在，更是如此，看不到三家店，烦恼顿减，心朗气顺。我曾经幻想当个教育家，没料到一生竟如此没出息。

    那个鞋店的服务小姐，背了个花布包，在商场外的喷泉石阶上坐着，看来在等人，很焦急。我想过去与她说话，她会不会认为我唐突？这感觉让我踌躇了一下。这时一个男子走向她，突然摘走她手里的包，她站起来，吓呆在那里。

    我跨过街，挡住那男子，我的架势使他一愣，包掉在地上。“你认识他吗，小梅？”我说。

    她转过脸来，狠狠地说：“不关你的事，老太婆。”

    我好像第一次被人叫老太婆，窘得脸都红了，那男人乘机溜走。她一点也不知道我是谁，当然喽，一天瞧一千张脸，哪记得我，不怪她。

    “你认识他吗，小梅？”

    “你这人怎么烦透了，他明明是抢我。”

    “那你在等男朋友？”我问。

    她不回答。

    我只有知趣地离开。

    忽然她在我身后说：“我认得出你，休想再来纠缠我。”我回过头，她愤怒得扭歪的脸，甚至都忘了捡包。奇怪，我仍然喜欢她。六十年代末，红旗下的人，没有谁不热爱党和领袖。班长比她个子高一点，以前不和她同寝室。现在停课闹革命，宿舍自然按“派”分开，逍遥派也只得分。有个年轻老师，以前教体育，也是他们这派逍遥大军的一员。他常被动员，要他参加“文攻武卫”。他拒绝了，却老到女生堆里来，名义上是弄个宣传小分队，他会拉手风琴。

    “我来教你们样板舞《红色娘子军》吧，你们年龄大了点，但也不是不行。”体育老师的声音温和，不像在嘲笑她们。他长得高大英俊，头发有点鬈，在男人中很出众。自然成了这批逍遥娘子军的“指导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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