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45章 南斯拉夫之行（二)(2/5)

    1955年，苏南两国关系迅速正常化,随之中南也在同年建交，原本两国关系应当不会再出波折,只是好景不长，仅仅一年之后,随着赫鲁晓夫‘二十大秘密报告’出台，中国的政策随之跟着出现了变化。

    同时在社会工商业其它领域，也放开了诸多限制，允许私人经营,加上美国也对南斯拉夫展开了大力帮助,其一次性援助金额就高达50亿美元，并在英国的协调下,成功的解决了与意大利的领土冲突问题,南斯拉夫的经济政策获得了阶段性成功，社会经济开始高速发展。

    此后，中央重新审视了中南关系，并将伍修全招来认真的听取了他的汇报，在与方叶所描述的资料对应之后，中央认为对南斯拉夫的批判存在不合理之处，特别是涉及到后续国内‘新经济政策’实行的问题，到时会出现‘唾面自干、言行不一’的境地。

    在这一制度中下，南国的经济结构进行了重大调整，比如:工人阶级拥有企业自主权，掌握企业的利润分配,这一调整极大的刺激了工人阶级的热情,使得国家工业发展快速的进步。

    赫鲁晓夫上台之后,看到了南斯拉夫发展势头，基于苏联国内经济发展和外部局势的困境,他开始着手与资本主义阵营缓和关系，而南斯拉夫虽处在苏联东欧小弟的半包围之中,但是其又与资本主义国家意大利等国相邻，获得支援十分方便，他知道再与南国敌视对苏联是不利的,于是便主动着手缓和与其的关系。

    1958年，中国国内‘反修正主义’的浪潮开始出现,南斯拉夫被描述成一个‘修正主义国家’，时任驻南大使伍修全的脚步没有跟上国内的调子，因此被召回国接受猛烈批评，他一边诚恳的接受批判，一边向中央反映了南国的真实情况，不过人微言轻,并无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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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知道,当时中国从资本主义世界获得资源比较难，其与英、法、意、瑞等国的贸易也主要集中在一定的民用技术范围之内，而随着中苏关系转向,中国所需技术与资源很快就陷入困境，因此他建议，除了香港、澳门渠道外，在欧洲开发一个新的渠道效果可能比上述两地更好。

    当时,在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包括中国)看来,南斯拉夫是一个不伦不类的社会主义国家,赫鲁晓夫决定接受它时,遭到了诸多阵营成员的不解,但苏联最终还是认定其是社会主义国家。

    如果按照历史发展，伍修全将会就此离任驻南大使一职，南国也在不久后召回驻华大使。然而当方叶看到这种‘误中副车’的行径愈演愈烈,中南关系即将走向破裂之际,他站了出来紧急前往了北京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当时康升和陈伯大作为御用写手，对南共展开了猛烈批判，大骂南共是‘现代修正主义者’，伍修全一番思考之后，也认为自己‘认识不清’，并就此向中央作起了检讨。

    他向主席、刘主席和总理认真的讲述了南国所面临的情形及所处国际局势,包括南国与苏联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一系列关系以及所产生的影响。

    随即，中央做出了新的决策,国内针对南斯拉夫的批判立即停止，伍修全重新回返南斯拉夫，并着手修复因为这场批判而导致的两国关系有损问题。

    1956年,随着三大改造完成,第八次全国大会指出‘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在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而是人民对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状况之间的矛盾,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经过去，党的任务已经从领导阶级斗争转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中南两党也在此期间达成了共识,认为‘两国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从各国具体情况出发的结果,是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发展和新贡献’。不过,苏联‘二十大秘密报告’打断了这一进程，中国又重新走上了阶级斗争的道路。

    方叶将前因后果讲得很清楚,由此认为中国对南国展开‘修正主义’批判完全是在‘误中副车’，从事实上看，南国与苏联的关系并没有那么好，南斯拉夫与资本主义国家保持关系，也对中国并无实质性的伤害，中南两国保持友谊，反而可能会迎来新的机遇。

    中南关系由此进入了两年的冷冻期，相互不搭理。一直到1960年，庐山会议比历史上延期一年召开，中间除了讨论国内问题，也分析了国际局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