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0章 丑话说在前头(4/5)

    所以这不是民族资本加入其中就能解决的，事实上改开以后，之所以民营企业带动了工业快速增长，原因是那时有了良好的外部环境，无论技术还是资源，既能买进来又能走出去，而现在除了向苏联等社会阵营买，自己连大规模生产的设备都没地方搞去。

    国家处处都要花钱,处处都很急迫，因此只能捡最重要的地方来做，重工业优先成为了定调，而也因为发展重工业需得开矿,才会紧急研制风炮凿岩机，可就是1950年研制出来了，到了1952年还是远远不够，不得不向苏联采购了—大批。

    钢铁原料产能之所以难以提升，这一切说到底，还是因为开采和冶炼工业水平都很落后，加之矿藏本就不丰富，因此哪怕为了快速提高钢铁产能,国家拼尽了力气，花了所有的招数，到了1957年才将将突破了千万吨。

    看似形势节节攀高，实则这一千万吨已经是绞尽脑汁后的成果了，总理和陈芸对此心中都十分有数，因此在1956年二五计划的制订上提出了‘反冒进’。

    只不过这场‘反冒进’的兴起，实是因为国务院没有根据国家物资供应和资金情况做总体的规划,造成在面对各个地方呈报上来，一片的虚高数据之后，一下子慌了神，而后又没有在基于总体规划和科学决策的原则上，总理直接一杆子插到掉,不分虚不虚高,统统的砍上一刀，大张旗鼓的提出了‘反冒进’。

    而在表述反冒进的论点过程中，还多次警告人们不能实行，主席所说的‘提前实现工业化’的战略，这等于是在反对主席的战略号召，因此主席对应的提出了‘反反冒进’的批判。

    客观的说，总理的‘反冒进’是正确的，主席的‘反反冒进’也有正确的一面，如果连不虚高的指标也直接砍掉，这只能说明工作官僚化。

    而实际情况是,自国务院1954年成立之后，制度建设上严重落后，大量的工作都是‘号召式’的，没有总体规划和政策执行保障,主席作为战略舵手，他本身就不可能负责具体的执行细则，这也不是他的专长，而这些工作就需要国务院来做了。

    但是国(政）务院接到了主席的战略决策，先不管三七二十一，发动号召再说，其后直接体现到地方就是大干快上，具体要干什么?如何干?如何保障?干成什么样?谁来监督?没人进行战略统筹与规划，如果按照21世纪的观点，这就是盲动执行，是妥妥的官僚主义。

    这样的情况不是才出现的,而是从一开始就这样，建国初期，大家都没有管理国家的真正政务经验倒也可以理解，后来因为政务院管的实在太多，一度连军事都管，甚至还在管理后勤补充，还能调兵遣将，权力极大。

    五马进京以后，这种局面被改变，54年9月改组成国务院之后，分工明确了起来，只管理政府行政事务。

    不过也许是52年那一次分权之后，一度被搞得灰头土脸，当时名义上虽是连计委都一起统筹，但实际上总理只负责外交和部分政务，计委归了高冈，或者是五马进京之后，许多工作确有来自于伟人直接安排的实际情形，这也导致了一些客观无法进行总体规划与统筹安排的现象。

    但无论怎样说，这么多年下来了，应当对于国家政务有一个基本的规划与统筹思维，还像过去革命时代那样打乱战肯定是不行了，然而这种情况事实上并没有改变，哪怕是‘反反冒进’之后,还是这个样,并且在‘大跃进’时期更加混乱，更加官僚。

    这也是方叶1953年在京之时，就向领袖集体指出‘科学决策’的原因所在，只是当时方叶也不好直接说这些事情，他作为一个未来的草民，一来就对上面评头论足，没大没小，这算是怎么回事，方叶自认是一个心智成熟的成年人，这点基本的道理他还是明白的。

    何况，建国初期，那时乱一点，也属正常，毕竟国家解放都还没有全部完成，此后三年又是抗美援朝，一切军事优先，这种政务上的不足被掩盖了下去，但是随着国家迎来了真正的建设时代，这种问题就很突出了。

    观点对，行动的动机对，不一定就表示没有问题，这件事上最终那场‘反反冒进’大批判就是最好的说明。

    而时至1955年,方叶其实两年前就已经将历史资料交了上去，不过他却不清楚这种情况有没有改变，也不清楚一切是否还会如历史上一样在行进着，而他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如果这种情况继续,那么曾经的历史将会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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