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节(3/7)
9月18日（八月初三）夜，即皇上两次召见袁氏之间，谭嗣同曾来袁世凯下榻的法华寺，与他进行了一次重要的谈话。据袁世凯《戊戌日记》说，这次谈话的要点是，谭嗣同要求袁世凯率兵救驾，杀荣禄，围颐和园。
谭嗣同说：“皇上有大难，非公不能救。”接着又说：“我想初五奏明皇上，让你初五请训，到时面付朱谕一道，令你带本部兵马开赴天津，见到荣禄，即出朱谕宣读，就地正法。然后，让你代直隶总督，传谕僚属，张挂告示，布告荣禄大逆罪状，并封锁电局、铁路，迅速入京，派一半兵马围颐和园，一半兵马守宫，大事可定。”
然而，袁世凯对谭的说法并不认可。因为他手中的新军只有七千余人，而京津董福祥部、聂士成部，加之淮练各军七十多营及北京神机各旗营，力量对比悬殊。哪能那么轻易就“大事可定”？但谭嗣同是皇上身边的近臣，他也不能得罪，只好虚与委蛇，推托说：“此事关系重大，不能草率决定。再说你今夜请旨，皇上也未必允准。”
谭嗣同说：“我自有挟制之法，皇上不能不准。”
事后，袁世凯在给其兄世勋的信中曾说，当我听谭嗣同说到“挟制”二字，立时“不寒而栗”。为何如此？因为挟制，便有强迫皇上的意思。皇权时代，这种事可是大逆不道，一旦败露后果不堪设想。袁世凯当然感到害怕。
后来，谭嗣同为了给袁世凯打气，便拿出了皇上9月14日的密诏给袁世凯看，这更加重了袁的疑惑：一是密诏未用朱笔，而是黑笔所书；二是诏中并没有杀荣围园的意思。对此他提出质疑，谭嗣同解释说，朱谕现在在杨锐手中，这份是林旭抄给他看的，原诏中杀荣围园都写得很明确，云云。
袁克文在《三十年闻见行录》中写道，谭嗣同拿出密诏后，他父亲袁世凯起初沉吟了一下，谭嗣同忽然站起，自袖中掏出短枪指着袁世凯问：“公肯奉诏吧？如肯，望立行，不肯也快说，为什么迟疑？”
说这话时，谭嗣同语调严厉，目光逼人。袁世凯并不慌张，微笑而答：“帝诏怎敢违？不是我迟疑，实是在考虑如何执行。”
谭嗣同听了这话，脸色和语气便和缓下来，也笑道：“我知公忠贞，必无他志。刚才是试公胆量，果然真豪杰也！盼速奉诏行事，免生他变。荣禄这个逆贼奸滑，千万不能被他察觉。大事定后，公富贵不可量也！”
最后，谭嗣同提出与袁世凯共同盟誓。袁世凯从之，两人北向而拜，共同盟誓。
以上文字简直就像一部惊险小说。袁克文为文多夸张，且意在为其父涂脂抹粉。不过，从诸多材料看，袁世凯那天夜里并未拒绝谭嗣同的请求。据《南海康先生传》中说，当谭提到杀荣禄时，袁世凯说：“杀荣禄如一死狗耳！”不过，在具体行动办法上，他提出自己的兵马都在小站，离京二百多里，行动起来，恐走漏风声。他说，最好的办法是，天津阅兵时，皇上驰入我营，我便可以名正言顺诛讨逆臣。
袁世凯这样说，实际上是在应付谭嗣同。事后袁世凯也不否认。他说，谭嗣同是天子近臣，不能得罪，当时只能“多方应付”，先把他支走。9月20日（八月初五），即谭嗣同来访的第二天，在向光绪请训之后，袁世凯已经没有时间再犹豫了。他必须做出抉择，要么站在皇上一边，要么站在太后一边。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必须弄清楚谁是最后的胜利者，而且不允许有丝毫偏差。这是一场真正的赌博，一场拿性命作筹码的赌博。经过反复权衡，他最后把赌注下到了太后一边。接下去便发生了告密的事。
关于告密，袁世凯自己有两种说法：
其一，是袁世凯的日记。他说，初五日请训，退下即赴车站。抵天津时日已落，即前往谒荣相（即荣禄），略述内情。这时叶祖珪（原靖远舰管带）等人先后来访，只好约以明早再详谈。次日，他把详情告之荣相。荣相失色，大呼冤枉。是晚，荣相找他去，出示训政之电，方知政变已经发生了。
从日记看，袁世凯初五回津见到荣禄，但向荣禄告密却是在初六。而在初六这一天，政变已经发生了。也就是说，政变并非由他告密所致。
其二，是袁世凯致其兄世勋的信。在信中，他说接旨后颇觉进退两难，不奉诏是欺君逆旨，若提兵软禁太后，是助君为不孝，逮捕荣相，是以怨报德。终夜彷徨。此种重大机密又不能与幕友磋商，直至天明，决意提兵入京，见机而行。及抵京师，屯兵城外，孑身入宫，面见皇上，授余密诏，捕拿太后羽党，荣相列首名。余只得唯唯而退。行近宫门，正遇荣相入宫，拦路问余带兵来此何事，弟被逼辞穷，只得以实情详告。荣相立带弟入颐和园面奏太后。此非弟之卖君求荣，实缘荣相是余恩师，遂使忠君之心被天良所战胜，断送维新六君子之生命，弟之过也。
以上两种说法，前后自相矛盾。显然，袁世凯并没有说真话。他始终在为自己开脱，结果前后不一，难以自圆其说。
不过，据台湾学者黄彰健研究认为，袁世凯告密是实，但政变并非由他告密所致也是事实。虽然袁世凯辩解称，他是初六向荣禄报告详情，这一说法可能有假，因为这么重要的事他不可能拖到第二天才报告。但是，政变发生当日，即初六日，太后下的第一道命令是捉拿康有为、康广仁等，而且罪名是“结党营私，莠言乱政”。直到三日后，即初九日才下令捉拿策动袁世凯、杀荣围园的谭嗣同。由此推断，太后在政变当天可能还不知道“杀荣围园”之事，否则不会拖至初九日才下令捉拿谭嗣同。因此，政变初六日爆发很可能是太后预定的行动，而与袁世凯告密无关。此说不无道理。
然而，不论告密在前还是在后，告密却是事实，这一点无法改变。尽管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这场豪赌中，袁世凯赢得前途，却失去了道义。这件事在以后很长时间里，成了他的一块心病。他在不同场合里反复为自己辩解，而且每一次的说法都有出入，据说他还修改过他的日记。这样做的目的是想把自己从耻辱中解脱出来，结果适得其反，越抹越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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