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节(6/7)
其实，洋人干涉只是一方面原因。更重要的原因是李秀成行动迟缓，从而导致了计划被迫中止。按照原定的方案，太平军两路大军，一路由陈玉成统率，一路由李秀成指挥，两军会师湖北之后再向武汉发起进攻。然而，当陈玉成的大军兵临武汉城下时，李秀成的部队却迟迟不见踪影，按照预定计划发起的攻击亦无法进行。
李秀成进军迟缓，后来广受诟病。有人认为，他是阳奉阴违，有意对抗“中央”。当然，对此说法也有人表示反对，这里不予置评。
客观事实是，李秀成比陈玉成晚了三个月，才率部进抵湖北鄂城。而此时安庆已危在旦夕，陈玉成不得不回师直接救援安庆。这就导致了太平军的作战计划再次发生改变。等到李秀成赶到湖北时，见陈玉成业已回师，便也退回江西，旋即返回浙江。至此，西征计划完全没有达到目的。
思想决定行动。西征的失败固然有外部因素，比如洋人干预等等，但最重要的还是太平军内部出了问题，特别是领军的陈玉成和李秀成思想不统一。李秀成想的是一鼓拿下江浙，包括上海，建立稳固的后方，但他的想法没有得到高层的支持。因此，他在行动上便表现得消极被动，一再出错。相比之下，曾国藩却是高手上阵，棋看三步。在武汉危急关头，很多人都劝他分兵武汉。可曾国藩丝毫不为所动，认为安庆得失关系全局之成败，除了胡林翼紧急调兵赴援外，围攻安庆的湘军主力丝毫未减。他指示其九弟曾国荃等围攻安庆的湘军将领，“勿弛安庆围，须坚守”，甚至说出了“吾但求力破安庆，其它得失，在所不惜”的话来。
曾国藩如此坚定，一方面是对安庆志在必得，另一方面是他识破了太平军的意图。自古成大事者,皆有一股狠劲，曾国藩就是如此。在长达一年多的战局中，他始终咬住安庆不放，以不变应万变。与曾国藩相比，太平军的计划却一变再变，最终导致了重大失利。
应该说，从这一刻起李秀成已经败在了曾国藩的手下，其严重的后果很快显露出来，但明眼人心里清楚，李秀成不是败在军事上，而是败在眼界和胸襟上。说到底曾国藩毕竟是一个以天下为己任的经国之才，而李秀成虽贵为忠王，但本质上和天王洪秀全一样，充其量都还是一个农民。
从5月开始，安庆大战进入了白热化。双方不断调兵遣将，投入了大量兵力。战斗极为惨烈，前后持续数月。直到9月5日，安庆在坚守一年后终于失守。太平军主将吴定彩及叶芸来等二万多将士全部阵亡。
安庆失守对太平天国来说是一场真正的灾难。它使西线太平军主力丧失殆尽，而天京也失去屏障，危在旦夕。有人认为，安庆之失是太平天国走向最后灭亡的重要转折。为此，李秀成受到多方批评。主持朝政的太平天国干王洪仁玕认为他消极参战，不顾大局，先是不能如约与英王陈玉成会师武汉，致使戎机一误再误；
此后，又不执行五路救皖战略，由湖北回师江西，竟不救皖而入浙，致使安庆不守。他在信中说，不要以为手握苏杭两省，便可高枕无忧。“夫长江者，古号为长蛇，湖北为头，安省为中，而江南为尾。今湖北未得，倘安徽有失，则蛇中既折，其尾虽生不久。”
但对干王的批评，李秀成并不接受。在他看来，敌势未消，与其决战，并非上策，而剑走偏锋，直取苏杭，倒可出奇制胜。
客观地说，李秀成的思路倒也不无合理成分，而且从客观效果看，苏杭失守也的确给曾国藩造成了极大的被动。特别是杭州失守后，李秀成十万大军，三路包围，七路并进，把上海团团围住。如果得手，东南半壁江山将尽归太平军之手，局面也将为之一改，足以抵消失去安庆的重大损失。但让曾国藩感到庆幸的是，李秀成的计划却在进攻上海时遭受重大挫折。
1862年夏季，苏南战局发生逆转。进入8月，在曾国藩的指挥下，湘军水陆并进，水师由彭玉麟督率，连续攻陷下关、江心洲、蒲包洲，直抵天京护城河口；陆路则由曾国荃统领，一路推进，逼近雨花台。天京为之震动，天王洪秀全一日连下三道诏书，急令李秀成火速回援。
此时，李秀成久攻上海不下，暂时退守苏州。他在苏州召开紧急会议，分析局势，认为湘军包围天京，淮军进逼苏南，太平军两面受敌。眼下当务之急，是要做好长期防御的准备，而不是与敌硬拼。只要大家团结一心，坚守两年，清军久顿坚城，必无斗志，尔后我军可实施反攻，一举将其击溃。出席会议的众王都对李秀成的见解表示赞同，但方案报到天京后，洪秀全龙颜震怒。他指责李秀成消极避战，下诏严厉斥责。诏云：“三诏追救京城，何不启队发行？尔意欲何为？尔身受重任，而知朕法否？若不遵诏，国法难容!”
据李秀成回忆说，主逼如此，不得不执行，只得调抽兵马，回师天京，无心顾及苏杭之事。他还把母亲及家眷送至天京为质，以“表我愚忠”。
8月中旬，李秀成大军启程回援，并按天王之令，向围攻天京的湘军发起反攻。9月初，太平军在雨花台一带与湘军展开鏖战。战斗持续了一个多月，一直打到1 0月中旬。毫无疑问，这是一场愚蠢的消耗战，太平军投入主要兵力，损失巨大，却毫无建树。
10月间，由于伤亡过大，加之断粮，李秀成被迫撤军。这让洪秀全大为不满，下诏严斥，并将李秀成革去王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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