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节(5/6)

    戚继光的眼光令人佩服得五体投地，日后的时局变化虽有偶然，但张居正确实如日中天。胡宗宪日后身败落马，只有他如意从前线回到了京城。奇怪的是，离职时的戚继光，“领将印三十余年，家无余田，惟集书数千卷而已”。

    别的不说，戚继光巨额俸禄与奖金都到哪去了呢？

    十、英雄试金石

    戚继光离开福建去北方赴命，是在隆庆元年（1567年）十一月。新皇帝明穆宗朱载垕，性格仁慈宽厚，信用大臣，其当政六年，采取解除海禁等一系列新政，南方紧张局面明显缓于北方，戚继光也由此开始了他新的使命。

    这一去，便是十六年。而这十六年，既是戚继光新的事业期，也是他与张居正的蜜月期。这时的戚继光与张居正交往已有十年。戚继光东南抗倭功绩不时震动朝野，张居正担任裕王（即后来的明穆宗）讲官时，曾与裕王谈论起戚继光。穆宗对戚继光有着良好的印象，这也是戚继光后来事业有成的基础。

    隆庆元年（1567年）八月，明穆宗准备到天寿山祭祀，因安全问题未能成行。蒙古诸部军队屡次突破九边防线，造成京师附近形势紧张。在这种情况下，戚继光奉诏北上参与边务。戚继光到北京任职，是借了徐阶之力，与张居正没有直接关系。

    是金子在哪里都会发光，这十六年，戚继光最引人注目的是完成了三件事：训练部队，建立车步骑营，修建长城敌台。这三件事无疑是大事，有效地解决了明军的作战能力、军事协同与军事防御问题。只有一件，也是功勋。

    三件大事，戚继光是怎样做到的呢？张居正至少帮助他解决了三大问题：职务问题、权力问题、工程建设问题。

    职务是建功立业的基础，有位才能有为。权力的有效性，还需要不受掣肘与干扰。修筑敌台属于特大重点工程建设，蕴含着经济风险与政治风险，一个项目建起来，往往有一批官员倒下去。戚继光顺利地完成了三件大事，毫发未损，张居正是他的护身符。

    隆庆元年（1567年）十二月，戚继光到达京师。待命在家，戚继光知道是要来做大事的，便上《请兵破虏四事疏》，提出自己的边防策略。但效果适得其反，引发一些官员的猜忌与非议。任命下来时，戚继光只是个禁军神机营副将，也就是他爹当年的位子。

    戚继光的失落只维持了几个月。隆庆二年（1568年）三月，穆宗升兵部侍郎谭纶为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总督蓟、辽、保定等处军务，兼理粮饷。两个月后，在谭纶的推荐下，戚继光以都督同知衔总理蓟州、昌平、保定三镇练兵事务。

    明代著名的书法家、精研兵法的徐渭，曾纵论天下名将：嘉靖以来，武将堪称杰出者惟戚继光、俞大猷、谭纶三人而已。很长时间里，谭纶都是戚继光的领导，谭纶与张居正交往亦深。

    为了戚继光的职务，张居正和谭纶进行过几番讨论，在《与蓟辽总督谭二华》和《与蓟辽总督》两封信中，可看出张居正为戚继光事权而用心良苦。张居正争取到了明穆宗的支持，戚继光才有了创业的平台。

    戚继光准备大显身手，巡抚刘应节、巡按御史刘翩、巡关御史孙代等群起反对。文官的节制，是明朝制度的设计，不排除有权力的争夺。但这场节制与反节制的斗争，胜出者同样是戚继光。《明史》载：“穆宗用张居正言，悉以兵事委纶，而谕应节等无挠。”张居正协调了兵部与都察院，由穆宗拍板中止了这场争执。

    在排除文官的干扰后，武将内部的权力分配又出现了新的纷争。戚继光名义上总理三镇兵务，然而三镇都有总兵分别统辖，号令则无法统一。张居正再次游说明穆宗，最后蓟州总兵郭琥等走人，戚继光便为总兵官，复进封为右都督，事权得到高度的集中。

    除了练兵，戚继光着手修整边墙，修建空心敌台。《请建空心台疏》中，戚继光提出的计划是新请三千座。这是十足的“国家重点项目”，兵部为此讨价还价，朝堂上更是充满非议的声音。但建是为了国家的安全，不建则是考虑国家的财力。戚继光此议一出，立刻“流言四起，忌者欲因此中以奇祸，政府诸公亦惧而求罢”。就连谭纶都感到担心，他甚至打算就此辞职，免得惹祸。

    在这个关键时刻，张居正又一次支持了戚继光。张居正描述道：“台工之议，始终以为可行，确然而不摇者，惟区区一人而己。”为了解释修筑敌台的好处，张居正“因机解惑，舌几欲敝而唇几欲焦矣”。在张居正的劝说和影响下，明穆宗决定支持：“修筑墩台己有明旨，纶宜坚持初议，尽心督理，毋惑人言。如有造言阻挠者，奏闻重治。”在张居正的支持下，谭纶、戚继光仅隆庆三年（1569年）即“筑成敌台四百七十二座”，隆庆五年全部完成。蓟门从此固若金汤，戚继光获封太子太保，又进封少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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