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节(5/6)

    内容与形式上的规定，客观上有助于应试者知晓考试范围，考官评卷时有评判标准，体现出科考的公平、公正。

    科考也并不是写一篇“八股文”就行了，考试的内容十分全面，无非没有今天的外语与计算机方面的内容。无论乡试还是会试，都要考三场：第一场，考四书经义三道；第二场，试论一道，诏诰表内科一道，判语五条；第三场，考经史时务策五道。全部内容，大到治国总论、封建伦理、经济理财、军事武略、文化教育，细到农业生产、水利建设、钱粮赋税、马茶盐铁、公私财产、田亩纠纷，对上的报告怎么写，对下的批复怎么批，断的案子怎么给人家一纸判决书，等等。这一圈下来，被录取的人，放到下面当个地方官，或留在中央做个机关干部，直接上岗都是合格的。

    所以，科举胜出的人，没有一个是低智商的，除非作弊。事实上作弊很难，考生进考场前，得从头到脚搜一遍。进了考棚，想抄袭，找不着人——每个考棚里，只有一人，并且吃喝拉撒都不准出来。跑出来抄别人？欠揍了。外面监考的，不光是戴眼镜的老师，还有带大刀长矛的军士。交卷后，有五道程序：吏员将试卷弥封、糊名，交给受卷官，盖上戳印后送至弥封所；弥封官将试卷折登、弥封、糊名、编号，送交誊录所；誊录官将考卷用朱笔誊录后，交对读所校对，对读后再交收掌所收藏。接下来，改卷开始，试卷先交同考试官评阅，考官手里拿着的试卷，是专人誊抄后的副本，字迹完全是一样的。同考试官看中的试卷，向主考试官推荐。最后，主考试官再将这些被推荐的试卷进行评阅。整个过程，均由内外监试官监督。

    刘三吾主考的会试，就是在这种完备的制度下进行的。刘三吾除了年纪大了些，以其素质与学识，主持一场会试完全不在话下。刘三吾“为人慷慨，不设城府……至临大节，迄乎不可夺”，垂老之年，还受太祖如此器重，承担为国选才的重任，心怀感激，不敢懈怠。会试前后权贵中有人给他递条子、送礼，他都挡回去了。考前叮嘱考官，严肃考纪，公正阅卷，杜绝舞弊，报效皇恩。考中不顾年迈，亲临考场。考试结束，刘三吾亲自主持阅卷，反复调阅，直到排出的名次名副其实，才登出杏榜，报告礼部。

    一切顺利，只等放榜。

    四、“南北榜案”

    但杏榜放出不久，京城就炸锅了！

    会试结束，绝大多数考生都没走，赖在京城等结果。来参加会试的都是举人，大家在地方上没有一个不是出类拔萃的人物，自信心都强，有落第准备的举子几乎没有。杏榜一放出，考中、没考中的，跟这事毫无干系的，全过来瞧热闹，足足几万人！

    会试录取的比例很低，举子们落第的概率其实很大，看完杏榜需要回去自励的人是绝大多数。但这一次是个例外，很多举子看完杏榜，不是认为自己能力水平欠火候，而是质疑朝廷存在严重不公：录取的五十一个人，全都是南方人，没有一个北方人——朝廷是埋汰北方人，偏袒南方人！

    “地域歧视”的“问题”发现了，“原因”也跟着琢磨出来了：主考官刘三吾，南方人；副考官白信蹈等，也是南方人；其他考官，还是南方人——刘三吾等考官，顿时成为众矢之的。

    科举考试中的“地域歧视”，历史上还确实存在。北宋著名的宰相寇准就“重北轻南”，有一年的状元是南方人，寇准直接就把结果改了，并直截了当地对同僚说：状元必须是北方的！直接改考试结果，寇准却一点事没有。

    但刘三吾却没有寇准那般好运——中国人的性格，南柔北刚，中榜者如果是“清一色”北方人，南方人说不定发发牢骚，或者写封举报信，也就算了。北方人则不，他们成群结队来到礼部衙门，要找主考官刘三吾讨说法，闹得礼部天翻地覆。礼部既讲“礼”，也说“理”，但思想工作根本不管用。想想人家情绪激动，也是可以理解的——这些举子哪个容易，苦苦准备了许多年不说，这进趟京城费用就得几百两银子，搁到现在得一二十万哪！怎么回去，竹篮打水，面子怎么放，给省吃俭用甚至卖田卖地凑盘缠的家人怎么交代？所以，这闹事的劲头越来越大，情绪也越来越激动。后来，锦衣卫出动了都不管用，抗议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整个南京城几乎沸腾了。

    礼部官员一看事态不对，再捂着，自己又处理不了，生出什么乱子，那不要命吗？赶紧，上奏明太祖。朱元璋正在奉天殿办公呢，听到是举子们闹事，首先给了办公桌一巴掌：这么个事都处理不好，要你等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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