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节(3/6)

    当然，饱学的刘三吾知识主要是应用在朝廷的典章、制度上，《存心灵》《省躬录》《礼制集要》《寰宇通志》等御用典籍，都由他主纂。单是这几本书，一般的知识分子都读不了，何况是写。其中有几种，刘基那么神通广大，也都没办法完成。刘三吾的学问加严谨，从来不出错。

    帝制《大诰》，是明初最重要的“大明法典”，普及率比《圣经》还高，老百姓家里几乎是一户一册。明初的中国，基本上是个文盲大国，但老百姓一字不识没有关系，朱元璋领导文化工作是弱项，领导文盲工作是强项，他让全国的村庄村口都建两个亭子：“申明亭”与“旌善亭”。前者张贴朝廷文告，公布本地的坏人坏事，后者则用来宣传好人好事。亭子里面会有个读书人，免费给你讲《大诰》。但要牢记一条，家里必须有一本《大诰》！因为万一哪天家人犯事了，有它可以罪减一等，没有就会罪加一等。

    《大诰》的帝制，其实是朱元璋的口谕，也就是他听完案情汇报后，做个口头评点，刘三吾及相关文人将“最高指示”整理出来。整理时需要做技术处理，比方说皇帝评点时发出个语气词“嗷”，那得换成“嗯”什么的，否则给皇上造成精神损失，责任就转换到这帮知识分子头上了。

    文字是刘三吾的，意思是朱元璋的，这一点刘三吾处理得很好。洪武十八年，同州人王权考中了进士，因为和朱元璋的第十七子朱权同名，朱元璋将他的名字改成王朴。钦赐佳名，王朴经常拿出来炫耀，事实上朱元璋对他确实不错，让其做了吏科给事中。科道官是皇帝直接领导的，王朴经常与朱元璋见面。有一次王朴逮着朱元璋的错误，便站出来与皇帝较真，朱元璋一生气，就把王朴赶回家了。

    其实王朴没有错，所以朱元璋气消了之后便召回了王朴，并把他升为御史。朱元璋召回王朴，目的是让他好好做事，不是要他在自己身上挑刺。王朴则完全误会了皇上的意思，认为敢于直谏就是自己尽职，最后都能得到相应的好处。王朴回来后连夜起草了一篇“时事评论”，朱元璋见后大为光火，要把王朴推出去杀了。过了一会，朱元璋气又没了，派人追上王朴，说倘若承认错误、改正缺点，可以从轻处理。王朴这回又错误地总结了经验，认为又是一次升官的机会，毫不犹豫地将筹码押在当“谏臣”上，这就没救了。

    一看是真杀，王朴慌了。路过史馆时，王朴冲着刘三吾大喊：“学士刘三吾志之——某年月日，皇帝杀无罪御史朴也！”

    刘三吾当然听见了，但怎能真的这么写呢？后来，官民们见到《大诰》中“死罪进士”条文字是这样的：“王朴，任监察御史。一次为水灾受赃一百贯，戴绞罪还职；一次为奸顽诽谤不办事，处决。”

    御用文人，关键是体现知识的应用功能。刘三吾厚道，人品好，但不是什么事都要逆着皇上干。刘三吾后来在《大诰后序》中说了段意味深长的话，大意是说：皇上励精图治，忙得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言外之意，大概是讲作为皇帝，忙中出错是在所难免。点评王朴案，文中最精彩的一句话便是“何尤乎人”！刘三吾告诫官员们，《大诰》中被当作反面典型的这些人，罪有应得也好，冤深似海也罢，都有咎由自取的一面，不要怨恨别人！

    朱元璋信赖、赏识刘三吾，也并非因为刘三吾的处事风格，而是没有刘三吾这样的学识与智商，换了他人，根本没法适应。有一次，地方官送来一捆庄稼，这要是让徐达过来看，“老首长”瞧个半天，最后一准会说：这不是畜粪浇得多，谷穗长得大吗？

    但刘三吾一眼就看出来了：这叫“嘉禾之祥”，祥瑞之物，周成王时出现过。只有明君再世，天下太平，才会天降祥瑞。然后，刘三吾安排人记到史书，还安排画师写生存档。这不叫拍马屁，古代通常都这么处理。况且，领导也需要增强信心，需要鼓励。

    后来，南京上空又出现了一次五彩云。这种瞬息万变的东西，刘三吾也及时发现了，并且做了类似的解释，类似的处理。

    朱元璋杀人甚多，后人称其为变态。这个，没有医疗档案，不好定论，但心理压力他肯定是有的。心情不好，脾气就差，人的本能都是差不多的。心理疗法毕竟也是科学，刘三吾的工作就是在完成任务的同时，还能让朱元璋有个好心情，这是各级干部的好事，老百姓的好事，等于是国家的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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